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浏览量:21 次 发布时间:2019-06-11 23:22 编辑: 来源:

关于电影,蔡澜少与人言,语言文字多是风花雪月,这与他人前不谈烦恼、痛苦自己消化的人生态度一致。在蔡澜众多头衔中,电影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,却是他故事的开始。以告别电影业为界,他享受于书写人间欢乐,声名与哀怨绝缘


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16期

文 |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张玮钰

编辑 | 周建平 rwzkjpz@163.com

全文约11477字,细读大约需要23分钟


蔡澜在香港尖东帝苑酒店 图 / 本刊记者 大食



蔡澜拄着手杖,坐下后,露出杖头上的小人笑脸。他曾为朋友倪匡买最精美的手杖,送得多了,研究手杖的学问越来越深。他开始收藏,如今已超过200支,这是他会花钱的证明之一。他的脸与香港各大食肆店内悬挂的合照相比,并无大变化。双目微张,红光满面,只是头发全白,以前手杖给倪匡用,现在自己也用上了。


年龄并未消减蔡澜对电影的兴趣。他平均一天看一部。采访前一晚,他还在Netflix上看剧集到深夜。最近看了《罗马》,他拍手叫好。“导演阿方索·卡隆很聪明,通常导演拿奖以后,总要在大制作上下功夫。但他没有,他跑回家乡,用这么多制作费拍一部小故事,呈现他的童年,又把这个小故事放大。他可以把几条街都封起来,把整个海岸都封起来。把题材缩小再从里面放大就很聪明。


这有些像篆刻,方寸之间雕琢出无限世界。篆刻是蔡澜的众多兴趣之一,与书法、画画等一同陪他度过了人生为数不多的灰暗日子,那段日子大部分存在于他从事电影监制时期。


蔡澜做了40年电影监制,从没封锁过整座城市,政府也不允许。他经历过的最大场面是,九龙城寨要拆的时候,他向政府申请,往九龙城寨里放了40部机器,买了几吨炸弹放在里面,边炸边拍,直到因飞机经过不得不停止。这些画面用在了成龙主演的影片《重案组》中。


电影从蔡澜出生起就和他有着紧密勾连。父亲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第一位职员,兼营戏院。蔡澜家住戏院楼上,一探出头就看到银幕,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看电影。长大了更狂热,他逃课去看,最多一天赶五场。14岁他就在新加坡报纸上发表影评,高中毕业后赴日本大学学习电影编导,并担任邵氏公司的驻日代表。


回港后,蔡澜又一度外派至韩国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地。他效力邵氏兄弟(香港)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邵氏”)近20年。


20世纪80年代,蔡澜进入嘉禾娱乐事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嘉禾”),监制了成龙《快餐车》《一个好人》《龙兄虎弟》等影片,其中大部分在海外拍摄。当时,成龙受到香港黑社会威胁。嘉禾老板邹文怀让蔡澜把成龙带走,“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。”这句话正中蔡澜下怀。他带成龙、洪金宝和编剧陈景生去了巴塞罗——那一个汇集了毕加索、米罗、达利和高迪四个艺术家的城市,在酒店写剧本,准备好后召集大部队开工拍戏。


自此,世界成为他的片场。前南斯拉夫、法国、澳洲诸国,蔡澜先后涉足。成龙的戏一般一部拍一年,蔡澜得以在这些地方生活。他最爱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。“到了当地,工作人员总会让我们看到风景最优美的地方,跑遍许多普通人不去的角落。辛苦是辛苦,但和走马观花的观光完全两样。


蔡澜在嘉禾做到公司副总裁,直到1997年创始人之一何冠昌离世,他彻底告别电影行业。40年的电影制作生涯并不尽如人意,蔡澜离开时发出感叹:“浪费了40年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电影制作,爱的只是看罢了。”但他依然热爱电影,他认为,如果当时没有入行,而是一直写影评,现在自己会是个成功的影评人。


事实上,蔡澜得到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就几乎都与电影无关。阅读、美食和旅行三个兴趣各自开花,相互渗透,成为蔡澜50岁之后生命中的主要命题。他的主业是“吃吃喝喝”,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玩家。潇洒的人生态度与通达的个性契合当下人群的心理需求,他成为享乐主义的代言人。


他曾和好友黄霑、倪匡合作访谈节目《今夜不设防》,无所不谈,收视创下纪录,吸引BBC派团队拍摄专题。在电影行业备感无趣时,他将心怀述诸文字,曾一周写14个专栏,翻开报纸,就能看到他的名字。这些小品文集结成书,至今已超过200本。


他对美食的热爱迅速发展,食肆以得他推荐、与他合照作为招揽客人的手段。走进香港街角一家茶餐厅,旁边也可能会有“蔡澜推荐”,这一范围现已扩展至东南亚。蔡澜曾担任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顾问,也曾推出自有产品“暴暴茶”,后改名“抱抱茶”,售卖至今。2018年,蔡澜越南河粉店于香港中环开业,蔡澜美食城等相关饮食产业也逐渐发展。


在邵氏转型时,他有了此前未有的大量空闲,投入身心到篆刻上,拜冯康侯为师,开始正经研习书法与篆刻。这成为伴随他至今的爱好,并造就他后来在北京和香港荣宝斋开办的书法展。


离开嘉禾后,TVB制作了旅游节目《蔡澜叹世界》,节目组和蔡澜赴13个国家拍摄代表人生最高享受的生活场景。“叹”是粤语词,即享受。后来他成立旅行社,多次带顶级旅行团外游,将这一爱好也变成工作,并出版多本游记。


《蔡澜叹世界》节目剧照


金庸曾说,除妻子外,蔡澜是他一生中结伴同游最多的人。他认为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,“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,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,若无其事,不但外表如此,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,一笑置之。


多个行业的风生水起让蔡澜渐渐被冠上生活家、美食家、旅行家、商人等名号,他的广泛爱好在告别电影后得以伸展,他一贯的努力让自己在每一个爱好上都做得有声有色。金庸评价他“见识广博,琴棋书画、酒色财气、吃喝嫖赌、文学电影,什么都懂。于电影、诗词、书法、金石、饮食之道,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。”倪匡赞他,“虽魏晋风流,犹有不及。


年近80,蔡澜依然乐于接受新生事物。他对新科技敏感好学,电子产品要买最新款,微博、微信、知乎、脸书等社交媒体熟练使用。“我一生就是给好奇心驱使到现在。”他喜欢和年轻人交流,2019年5月,他接受湖南卫视邀请,录制了综艺节目《我们的师父》,在节目里和几个徒弟玩抖音。节目播出时,他与网友互动,发了近百条微博。此前,他每年临近春节时都会打开微博评论一个月,回答大家提问。


关于电影,蔡澜少与人言,语言文字多是风花雪月,这与他人前不谈烦恼、痛苦自己消化的人生态度一致。在蔡澜众多头衔中,电影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,却是他故事的开始。以告别电影业为界,他享受于书写人间欢乐,声名与哀怨绝缘。



电影字典


78年的人生中,蔡澜有记忆的痛哭只有两次,第一次是父亲去世。他受父亲影响极深:父亲从事电影行业,蔡澜对电影的兴趣从小得以培养。父亲为公事和私事四处旅游,写了大量的旅游诗篇,这也成为蔡澜热爱旅行的原因之一。父亲是新加坡文人,结交当时的文人如郁达夫等,家中来客也有刘以鬯。这早早地给蔡澜对文字的兴趣埋下种子。蔡澜对茶道、书法、种花的兴趣,也是受父亲影响。他至今仍谨守的准时、守信准则,亦来自父亲。


蔡澜的父亲蔡文玄是个诗人,因从大陆到南洋谋生后,常常望乡,梦见北岸的柳树,取笔名柳北岸。蔡文玄曾研究古典诗,在报刊发表诗作后得到戴望舒的鼓励,继续写下去。1927年,蔡文玄从汕头下南洋,得到邵仁枚和邵逸夫兄弟创办的海星电影公司(邵氏前身)赏识,受聘为公司第一位且唯一一位职员。他白天处理文书账目、绘制电影广告和宣传品,处理杂务,晚上到邵氏下属戏院卖票兼带位,深夜在公司后院打开帆布床睡觉。1939年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蔡文玄已经是中文部经理兼邵氏兄弟的私人秘书。


此时蔡家已有大女蔡亮、长子蔡丹、次子蔡澜三个小孩,仅靠蔡文玄难以养活家人。母亲洪芳娉日间替他人做中介,买卖金饰珠宝或其他货物。她在家用甘草汤晶制作甘草芒果、甘草芭乐,夜间由蔡亮摆摊售卖,补贴家用。凌晨3点,洪芳娉带蔡亮去黑市买入货品,同样供夜间售卖。因长期吸入雾气受到风寒,洪患上严重哮喘,卧病十年。蔡丹、蔡澜以及其后出生的幼弟蔡萱都由蔡亮照顾。


二战结束,蔡文玄在1945-1973年继续担任原职,工作除到中国和日本买入华语、日语片,为戏院安排放映日期,还要审核香港邵氏制作厂制作的电影剧本,批核演员及导演名单,提出意见并修改。影片拍摄完成,毛拷贝先送到新加坡,晚间在公司内的小电影院放映,蔡文玄需审核、修剪菲林胶片,以便顺利送到中国及新加坡电影审核部门批审。1973年退休后,邵氏公司请他进入董事会,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及意见,多年后他请辞。


因父亲的工作,蔡澜姐弟看了大量电影。往后的工作也都和电影有关,蔡丹从南洋大学毕业后,进入邵氏公司。蔡文玄退休后,蔡丹接任中文部经理。蔡萱也毕业于南洋大学,由蔡澜资助到日本研读电影及电视制作,回国后在新加坡电视台担任高级监制。


蔡澜爱电影最甚,为了能看懂外文电影,他上午读中文学校、下午读英文学校。中学时尝试写影评及散文,曾记录各国导演、监制、演员表数十册,并被聘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,挣了不少稿费。他自认是香港人中看电影最多的人之一,杰出的电影都记得。邵逸夫问他关于电影的事,只要说出某些剧情,他都能说出片名,邵逸夫叫他“电影字典”。


念完高中,蔡澜本对绘画感兴趣,想去巴黎学画。但洪芳娉知道他嗜酒,认为他去了法国一定成为酒鬼。日本电影处于黄金时代,石原裕次郎、小林旭的影片大行其道,小津安二郎、黑泽明、沟口健二等导演风头正劲,他看日本电影里,银座整条街都灯光灿烂,“吸引你,充满幻想力。”蔡澜提出到日本学电影。洪芳娉同意了,“她不知道日本有一种叫sake的清酒。


当时蔡澜已年满16,按新加坡法律规定,需要强制服兵役。当时靠邵逸夫的哥哥邵仁枚帮忙,以人才发展为由将蔡澜拎了出去。作为代价,邵仁枚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兵营。后来蔡澜没有离开邵氏向外发展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份恩情。


蔡澜进入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就读,靠看电影学日语。石原裕次郎的《红之翼》(紅の翼)他看了50遍,买了面包在戏院里啃。看得足够多了,日语脱口而出,发音奇准。


刚进学校,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导演,都想成为第二个沟口健二和黑泽明。教授给的第一个作业是拍一个人从这里到那里的镜头。第二个作业,拍一个人追另一个人从这里到那里。“大家都完蛋了,一剪起来方向都不对,才知道拍电影是不容易的。


日常课程是严格的基础训练,片子突然断掉,没有剪接机,要用破碎的玻璃把菲林刮平,放胶水,拼接。“从最基本的技巧开始,多过内涵的讲授。


“我不喜欢,那个很枯燥。但是枯燥还是要学。现在很多导演不愿意学。拍电影有电影的技法,剧本上可能就一句,这个人爬到山上跌下来。实在拍时,人爬到上面,这个人‘啊’了一声,一个假人从上面摔下来。这样拍没有力量。要靠镜头的力量,爬山时人物脸上的特写、手的特写、汗水的特写,一路看下来,到上面,抓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爬上去,石头一松,再‘啊’,往下跌。这一连串镜头帮忙到整个场面,才有紧张性。这是电影的力量,画面的力量。


在学校,蔡澜一贯不安分,开始半工半读。邵氏在日本业务很多,需要一个人做驻日代表。邵氏兄弟看着蔡澜长大,对他十分信任,这个任务落到他头上。后来更派他接替离去的邹文怀,在香港片厂当制作经理。蔡澜回忆:”当年胆粗,上就上吧。邵仁枚先生就让我来到片场里面,也等于是代表了他在片场里面的存在。


自此,蔡澜40年的电影制作工作拉开序幕。


蔡澜在邵氏公司日本办事处



普通的商业片


蔡澜从主要负责购买日本片到香港及东南亚放映开始,到负责香港电影的日本外景部分,他做过电影的每一个环节,包括道具、木工、副导演、摄影助理等。


杂碎事务的成就感来自于达到导演的要求。导演因骷髅头道具做得不像大发脾气,他漏夜跑到山中,在别人的骨坛中找骷髅头,洗刷得发亮,第二天交给导演。


蔡澜最初想做导演或做编剧。后来发现,当导演,从写剧本、创作、选演员、指导拍摄、剪接,到看片子,工作就结束了。做监制的不同,可以参与电影的发行,可以同时监制几部电影。“我兴趣比较广,学习能力比较强,当监制接触的内容比导演多,乐趣也比导演多。所以我选择当监制。


第一次见张彻,张带着演员罗烈和午马。40出头的张彻身高六尺,穿着窄筒裤,一撮勾状短发挂在前额,一边用手整理,一边和蔡澜大谈中国电影为什么不能起飞,什么时候才能与好莱坞一争长短。张愤怒、不满,对电影抱着一套理想。


香港没有彩色冲印,拍完后送到日本东洋视像所。拷贝送去之前由蔡澜检查,他因此看了所有的邵氏出品电影。看到《独臂刀》时,蔡澜耳目一新,认为拍出了张彻曾与他谈到的真实感和阳刚之气。“那时所有的武侠片都像舞台表演,他就比较写实,一刀斩下去就有血,有骨头撕裂的声音,这些他都很认真地去重现。


负责《金燕子》外景之后,他和张彻又合作了《飞刀手》等影片。拍了几部片之后,他向邵逸夫建议:香港拍一部电影要四五十个工作日,日本只要20个就完成,不如在日本拍。邵逸夫同意了,从香港派来四五个演员,其他都用日本人,拍了《裸尸痕》,陈厚担任男主角,丁红演女主角。从此,在日本拍摄的香港电影越来越多。他们拍到富士山,就把富士山顶删掉。“虽然当年香港电影已经很工业化了,但是技术方面其实没有那么先进。一般制作都比日本慢。


1968年,蔡澜在日本看了导演库布里克的《2001太空漫游》,这成为他重看多次的影片,至今已经看了超过40遍。


蔡澜在日本


第一次在宽银幕立体电影屏幕上看,三块屏幕拼在一起。他想着2001年自己是什么样子,在那一刻好像就已经过了2001年,甚至到了2002年。“他这个戏尤其与其他不同,就像交响乐一样,总有一段‘当当当当’是吸引你的。这部戏的‘当当当当’就是跟电脑打架的时候,大家都看得懂。他一定有一段让你看得懂,你才会慢慢看别的。我知道没有办法成为这样的导演,没有这种能力,我有自知之明。我的电影都是很普通的商业片,每一段都看得懂。


他心中商业片的标杆是《卡萨布兰卡》,有商业、有艺术,雅俗共赏。但像这样的片子,他也举不出几部来。“雅不是没票房,这个问题出在导演本身,出在投资者本身。明明知道这种是曲高和寡的电影,就寡嘛,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寡呢?要拍得很有艺术性,又要所有的观众来买票,这不大可能。想通了这个,你就知道,又要得奖,又要卖座,太贪心了。


在邵氏工作时期,他多次向邵逸夫提出,一年拍40部,40部都赚钱,不如拍一部不赚钱的吧?邵逸夫回复:我通通拍、通通赚钱那多好?为什么要来一部不赚钱的呢?“邵逸夫先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,放在中国历史上来看,电影商业化做得最成功的人还是他。但他太商人了,如果他愿意,邵氏可能会留下更多经典的作品。


邵逸夫的回答让蔡澜无奈,但恩情所在,他不愿离开邵氏。“我一直有理想,拍一些好片子,格调高一点的片子,但是做不来,令我很烦恼。我的无奈多过难过。


蔡澜被邵氏召回香港,彼时的创作氛围,他多年后时常回味。他与张彻、倪匡,带上某个新导演,去吃饭喝茶,聊到什么题,众人一致说好,倪匡回去就写剧本。《马永贞》便是这么拍出来的。这期间,蔡澜监制过多部作品,包括几部三级风月片,成本低又有高票房,老板满意,但他一度被冠上“咸湿监制”的名号。张彻有时去他办公室喝茶,对他说:“人不如意时可以自修。”他因此做了许多与电影无关的学问。


20世纪70年代,邵氏调整商业布局,由电影行业转向电视行业。蔡澜空闲时间多起来,“我学到的是工厂式的大量生产,只会这一种方法,所以向老人家提出离开。邵逸夫爵士还送我一笔巨款,在当年是很吓人的数字。


蔡澜到独立制片公司做了一两年,拍了《烈火青春》《等待黎明》等几部影片,前者由叶童、夏文汐、张国荣主演,后者由周润发、叶童、万梓良主演。邹文怀自组嘉禾,前上司何冠昌也参与其中,邀请蔡澜加入,他答应了,开启了嘉禾监制的20年。


蔡澜在嘉禾



“我最喜爱的事,却是我最不喜欢的”


到了嘉禾后,电影市场的指向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。香港电影仍处于市场极度红火的状态,东南亚、日本甚至澳洲、非洲、北美洲,共同构筑了强大的海外市场,只要有片就能赚钱,巨大的资金回流又给电影制作充实了新鲜血液,形成良性循环。盗版开始出现,但翻录技术并不成熟,翻一版需要两个小时。


入职后,何冠昌问蔡澜的第一句话就是“你会不会看毛片?”一部电影拍完后,第二天拿去冲印,印出来何冠昌和他一起看,他心里把镜头剪好,看完后已经知道这场戏少了什么镜头,需要补什么镜头。这样的操作方式在香港电影行业延续多年,2019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庄文强这一辈电影人入行时依然如此,在90年代末香港电影遭到重创后逐渐停止。


嘉禾时期合作最多的成龙,蔡澜早在邵氏就已经见过。1974年,成龙出演李翰祥电影《金瓶双艳》中的郓哥,和当时的当红演员杨群饰演的西门庆对戏。台词难记,但成龙记一遍就入脑,拍完后李翰祥说:“我知道他能把这场戏演好,怎么样,我眼光不错吧?”成龙成了巨星后,蔡澜和成龙聊到这段往事,成龙还记得,“我也不明白李导演为什么会找我……只好跟着拼命咯。”蔡澜与成龙聊《A计划》由钟塔上掉下来的镜头,成说“拍之前用了一个和我身体重量一样的假人,穿破一层层帐幕丢下去。正式开拍的时候,由上面望下来还是怕得要死。”这番交谈后,蔡澜发现成龙并未因成名而丧失率直和坦白。


1992年,蔡澜参与监制《力王》,这是他时至今日为数不多愿意提起的影片。《力王》改编自日本漫画,与日本人接触多了,蔡澜发现拿文字剧本从来没有谈成过。他拿了《力王》的漫画提出改编,对方一看就懂,说“好呀好呀”。“文字后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、思想、创作方法,漫画已经给你弄好了。”影片中,力王在监狱中饱受警察压迫,发怒反抗,杀死狱长后逃脱。导演蓝乃才摄影出身,擅长特技,将原作中的血肉暴力的效果呈现得异常突出。时至今日,仍有外国影人研究其中的暴力美学。“暴力会一直增加,未来的暴力会更加有冲击力,以前的暴力就会越来越儿戏,之前张彻的暴力就很儿戏了。


蔡澜清晰地知道了自己在电影制作上的天分,责任心与工作要求让他断了拍艺术电影的念想。他开始在电影拍摄中找寻别的乐趣。1988年,导演区丁平拍摄《群莺乱舞》,蔡澜担任监制。该片讲述了英国人禁娼,派遣专员程立邦到塘西名寨调查,引出一连串故事。刘嘉玲、关之琳、利智、王小凤担任主演。蔡澜并未经历过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,他和区丁平一同研究,考据服饰、妆容,四个美女穿上当年的旗袍走来走去,布景又逼真,再来一桌当年的菜,就像喝了一次当年的花酒。宣传影片时,蔡澜买了份报纸头版,用四个女主角当封面,不必宣传文字,已吸引了很多观众。


“电影成了我很大的玩具,很多人玩不到的,都在电影这个行业里玩到。它成了我一个梦工厂。这是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,太过强烈的悲哀是没有的。你可以顺其自然把兴趣慢慢转移。


其间的一个插曲是,90年代末,倪匡爱上了一个酒店的妈妈桑,常常请他和黄霑去夜总会,把所有女人都叫来。他们三个一直说笑,女人一直笑,“变成我们在娱乐她们。”“我们想既然花那么多钱让几个人笑,不如搬到电视台谈同样的东西,让所有的人笑,还有钱赚呢。”这成为电视节目《今夜不设防》的缘起。


蔡澜与好友倪匡夫妇


此前香港未有过同类节目,三个人在电视上一通胡侃,气氛轻松。周润发、成龙、张国荣、林青霞、王祖贤……当下最火的明星被邀请到节目上,节目通常录两个小时,第一个小时互相寒暄喝酒。醉了,第二个小时卸下防备,大聊特聊。于是观众看到了抽烟的张国荣、大聊爱情的王祖贤、幽默的许冠文、游刃有余的周润发……节目最高收视率超过70%。“为什么那么受欢迎?他们打开电视,好像和我们在客厅聊天,因为话题不是预先设定的,谈人生、旅行、时尚和互相的苦恼,访问嘉宾的生活,可能比较坦率、大胆一点,语言也比较风趣。


这时的香港电影仍春风得意,“从邵氏电影开始,一直到新艺城(新艺城影业有限公司,由麦嘉、黄百鸣、石天于1980年创立,1991年结业)时期,都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。所谓的黄金时代,一部电影还没拍,卖给外国电影的钱已经够你拍一部电影了。我们不会亏本的,这叫作黄金时代。”


进入90年代后,盗版翻录飞速蔓延,DVD的出现让盗版商能像印报纸一样翻录电影,香港政府迟迟不下手严禁盗版,香港电影行业受到猛烈冲击。风雨飘摇中,何冠昌于1997年逝世,蔡澜彻底告别电影行业。


“我发现拍没什么人看的艺术片,对出钱的老板很对不起。我对艺术的良心,没有我对投资者的良心那么重。而且,要建立个人风格,需要牺牲很多人,我不忍心。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最喜爱的事,却是我最不喜欢的。



不带俗气


“妈妈一直说要培养其他专长,某一样东西不干了,就可以干别的。何必那么辛苦,从头到尾干一件事情?她说,干很多不同事情的快乐多过干一样的。


40岁那年,蔡澜在世伯刘作筹的引荐下见到了书法家、篆刻家冯康侯。冯曾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秘书、中华书局编辑,幼从画家温其球习画,又拜刘庆崧习篆刻;1919年赴日入美术学校学习实用美术,1921年回国;曾为梅兰芳画舞台布景;1949年后移居香港九龙,在联合书院等大专院校讲授文字学。冯康侯被视为“香港篆刻第一人”。冯看了蔡澜的字,说“好在不带俗气”,让他临黄山谷的字。


蔡澜曾写:居住在香港这几年假如得不到老师熏陶,我自己会变成怎样一个怪物?每天打开报纸,先看电影卖座票房纪录,生活圈子只限于与事业有关的认识,谈来谈去是买房子、汽车和金币。


在冯康侯教导下,蔡澜开始读碑帖,学篆刻,看名画,连睡觉的时间也用来研究,同事们一度叫他疯子。冯康侯看到了,写了个印稿给他刻,印文曰:玩物养志。


与冯康侯相处让蔡澜获益匪浅,除去父亲,冯康侯是对他影响最大之人。“我拜的是老师所信的宗教,他的宗教是艺术。83岁的人,还是不停地写、不停地刻,永远在创作。”冯康侯离世,让他第二次痛哭。


他向丁雄泉学习绘画,后者出生于无锡,曾在法国、荷兰、加拿大、瑞典、西班牙、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、台湾、上海地区举办个人画展一百余次,自号“采花大盗”、“风流先生”。“我就喜欢他对颜色的把控,那种画风,看他画的人也会很高兴,这是天分,不是常人能够学到的。我能够学到一些皮毛,已经很高兴了,我就把它画成领带。”丁雄泉送给蔡澜特殊的颜料,能溶于水,干了之后被雨淋湿也不会脱落。蔡澜按丁雄泉的路子,画了很多条领带。


蔡澜常和丁雄泉吃饭,但少有常人的约束。他们两人到一家馆子,叫了整桌菜,经理说:“丁先生和蔡先生请客,谁不来啊?”丁雄泉回答:“请了毕加索、李白、苏东坡,都来不了啦。


众多师长的处世态度与蔡澜长期的阅读积累碰撞,他的人生困惑被逐个击破。痛苦被锁进箱子,扔入大海,少有回味,用力生活成为余生大事。


阅读、美食、旅行各表一枝,相继开花结果。


幼年,蔡文玄常买一大包书,放在地上,随他们兄弟姐妹挑选,观察小孩对哪样书有兴趣,往后便多带同类的书。蔡澜因之看了大量的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战争与和平》等古典小说和世界名著。明朝小品文,他反复咀嚼,写文章也如此,严谨干练。他写专栏沿袭父亲的习惯,修改三次,“写完之后,看一遍,改一次;第二天早上再改一次,就比较冷静;第三次,寄到报社去,排好之后送回来再改。


蔡澜不知道自己作品的具体销量,但一再有翻印和新书邀约。他不在意走不进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殿堂,认为写作的目的是“把自己的感想,用最浅白的方法表达给大家”。


洪芳娉做得一手好菜,做饭往往带上全家。做冬瓜盅,蔡文玄在冬瓜上雕刻立体书法,龙飞凤舞。母亲在瓜中放入鸡肉、瘦猪肉碎、干贝、螃蟹钳肉、鱼肉、银杏等,花菇和虾米先行浸透,切丁后下。汤底预先把猪骨和鸡骨炖好,取其清澈如水的汤汁入瓜再炖。蔡澜姐弟负责挑选夜香花,采恰好开放的蓓蕾,花萼葱绿、花瓣略带黄色,用清水洗干净,撒在汤上。


姐弟采完花后无事可做,蔡文玄便让他们把鲜虾肉剁碎,舂成肉酱,酿进花里,铺在豆腐上蒸,又是一道美味。蔡澜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长大,对食物的理解可见一斑。


有一次蔡澜请父母到酒楼,上桌的饭菜质劣价高,服务态度更差。他一气之下,便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到报馆,不料大受欢迎,从此一发不可收,渐成品食高手,得大名于食评。


蔡澜与李珊珊录制节日



“我活过”


蔡澜曾花十年时间搜集资料,写出一本《追踪十三妹》。这是他两百多本书中唯一一部小说。上一次公开发表的,还是14岁时写的《疯人院》,那是一个有些科幻和悬疑的故事,当时刘以鬯在《南洋商报》编副刊,所写的小说对蔡澜吸引力很大,他照着风格写,创作了这个女孩子被男朋友抛弃后发疯的故事。


十三妹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的专栏作家。蔡澜十分喜欢她的专栏,认为即便放在现在,她的思想、笔锋、言辞都十分犀利。十三妹从不露面,背景驳杂,是个越南华侨,父亲受西式教育长大,母亲是北京人。她在河内和上海都居住过,后来去了香港。传说中,她不只会弹钢琴,还会法文、英文,甚至拉丁文。


她的新潮在于,第一个在报纸专栏上向读者介绍什么叫存在主义,什么叫弗洛伊德,什么叫意识流小说。“都是写专栏的人,总要认为谁写得最好,在我心目中,十三妹写得最好。”蔡澜说,“在那个年代,她已经周游列国了,第一个介绍佛兰西斯·莎岗(内地一般译为弗朗索瓦兹·萨冈)给香港作家,当年香港人不知道法国小说界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。十三妹很先进,她(的文字)现在还没有褪色。”


《追踪十三妹》1995年出版,蔡澜不仅描述了他对十三妹的猜测估量,也借男女主角的爱情呈现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生态。在这本书中,主角去邵氏参观,看到一个没有门的车库里排着一辆宾士、一辆雪佛兰、两辆劳斯莱斯……都是邵逸夫的车。此间,亦舒、胡景文、黄霑初露锋芒,有一个作家小圈子,周末会到作家简而清家小聚,谈论文学和理想。女主角与当红明星陈厚有了一段情,工作期间也认识了丁红、林黛等邵氏当红影星。蔡澜的朋友们逐个登场,故事亦真亦假。


蔡澜生于新加坡,求学在日本,工作后辗转泰国、前南斯拉夫、韩国、西班牙等国,他选择定居中国香港,已经是60年代之后的事。在这本书里,他毫不掩饰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的向往,“那时候香港没有那么繁荣发达,是一个非常优雅、很有闲情的小乡村,贫困里面懂得享受。


借十三妹之口,蔡澜谈及对文学、电影乃至社会生活的理解。由此可见,他的世界观在当时已基本形成。谈及小品文,他写,“如此自由不拘,既可幽默,复可感伤,忽而辛辣,忽而柔和。”谈及电影,他写,“《林家铺子》是最好看的华语片,这部片子的人物,分不出哪个是主角,哪个是临记,中国人说中国话,没有技巧,没有夸张,自自然然地,没有觉得他们在演戏。”这与时至今日蔡澜一直强调的“真”如出一辙。


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主角、男主角与十三妹的对话,除去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探讨,十三妹为女主角做人生解惑,更像是蔡澜生活经验的分享。《今夜不设防》播出后,大批香港年轻人来信,像文中女主角问十三妹一样问蔡澜问题,蔡澜在报纸上开专栏回复。这些回复集结成书,名为《给年轻人的信》。现在,书信少了,他注册了微博,换了种方式与年轻人对话。5月,他录制《我们的师父》,四位徒弟也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。


蔡澜参加《我们的师父》节目


蔡澜发现,几代人的烦恼通通是一样的。现在迷茫,老了不知怎么办,生老病死如何面对,爱情令人忧愁……“我喜欢年轻人,也喜欢跟他们沟通。所以会去回答问题,参加节目。他们的想法还是能够启发我。但大家都不肯用功,总觉得迷茫。可是人在拼命工作的时候,哪来的时间去想这些东西?


年近80,蔡澜依然乐于接受新生事物,最近还在节目里和几个徒弟玩抖音。他还喜欢香港,尽管香港在飞速发展中失了闲情。他感觉世界越来越糟糕,但又说“我过我的就好了”。生命似乎走到越来越需要为自己总结的阶段,他说:“我作为电影人,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电影人;作为写作人,是一个可以说很轻浮的写作人,也不算是很称职;我做商人只是做小买卖,也不算是很称职的。我想我比较拿手的是能够逃避现实,能够笑一笑,我的心情比较愉快,我能够把坏的事情往好的地方想,这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性格让我成为做很愉快的人的专家,这个我很称职。


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更适合形容他。一次,蔡澜坐长途飞机,遇到不稳定气流,飞机颠簸得厉害,邻座拼命抓紧手把,他若无其事照喝手中的酒。气流过后,邻座问:你是不是死过?他懒洋洋举起食指摇了一摇,回答说:“不,我活过。


(实习记者余佳、蒋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。参考资料:《蔡澜这个人》《蔡澜家族》《蔡澜家族II》《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》《追踪十三妹(上下)》《江湖老友》《给年轻人的信》《给年轻人的信第二集》《给年轻人的信第三集》《给亦舒的信》《蔡澜谈日本》《蔡澜品位》《蔡澜谈电影》《四位老友》《蔡澜叹世界》《梁文道:揭开香港女作家十三妹的身世之谜》《饮食男女》《妙趣人生》《红颜知己》《十三邀:许知远对谈蔡澜》《鲁豫有约 蔡澜:美食叹人生》《蔡澜:想吃盒饭的“食神”》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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